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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国人擅长拍摄灾难片,《流感》上映于2013年,虽然剧情略狗血,但影片对亚洲社会的捕捉很到位。尤其对比着当下新闻和微博里滚动发生着的一切,格外有感触。
电影开头,一群偷渡的难民被集装箱运到韩国的盆塘市,临行前已有人染病,到达韩国后蛇头发现全车的人已经全部死亡,只有一名幸存者活了下来。(看到此景时,谁能不想到就在数月前英国的那桩惨烈新闻,39名疑似偷渡客在零下25度的集装箱内死去)
殊不知,这些偷渡客死于猪流感病毒,致死率以及传播率非常高,蛇头在打开车门的那一刻已经接触到了他们的排泄物,那个幸存者后来也开始逃亡,潘多拉的魔盒就此打开。
致命的猪流感病毒,就这样在药店里散播给了毫无察觉的妈妈、孩子、老人、药剂师。
应是为了剧情发展需要,这种病毒被设定得更凶猛,感染者36小时之内就会出现症状,身上起红斑、高烧、甚至吐血,死亡率接近100%,简直比埃博拉病毒还要恐怖。
当医院收治第一例濒危患者时,德高望重的医学教授就察觉到了异样,并上报给盆塘市政府,而盆塘议员的反应是:不以为然,麻木自大。
一夜之间,烈性病毒经过变异,迅速在盆塘市内蔓延开来,医院挤满了感染者,超市开始陷入抢购潮。
政府派出军队挨家挨户搜查,将感染者和健康人统统集中到简易的塑料帐篷隔离区统一管理,并承诺非感染者48小时没有出现症状就可以离开隔离区。
然而,将感染者和健康人集中在一起隔离是更愚蠢的举措,因为人群密集,隔离区设施简陋,只会让感染人数急剧增加。
教授说这样会让感染者上升到50%的比例,总理则说,那不是还有50%没有感染吗?
在隔离区内,有一个更大的谎言。感染者一旦被查出,就被扔到某个区域等死,甚至直接被扔去火化。
在这种情况下,人人自危,互相猜忌,更有甚者趁机煽动人心,教唆群众逃出盆塘到各个城市传染其他人……
我很爱看灾难片,看完此片突然意识到:瘟疫才是人类最大的灾难。一查数据,果线亿人口,比一战二战加起来死亡的人数都要多。
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安全感,逃避风险。所以像传染病这种在日常生活场景下无声无息开始的灾难,发生时往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,等意识到风险已经来临时,往往已经成为大祸。
看过哈佛大学迈克尔·桑德尔 Michael J. Sandel的《公正》公开课的读者应该都知道,他的第一课就讲到了这题。
假设你是一位电车司机,你的电车正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沿着轨道飞驰。这时你发现,在轨道的尽头有5位工人。你想停下来,但是你的刹车失灵了。你很绝望,如果你撞向这5位工人,他们必死无疑。 忽然你发现,在电轨道的尽头前刚好有一条岔路,岔路上只有1位工人在工作。所以,你可以选择把电车拐向那条岔路,撞向那1位工人,救活另外5位。你会怎么做?
场景1:一家超市内出现了感染者,警方随即下令封锁超市。超市里的市民顿时乱作一团,有跟警方冲突的,有吓傻的,更多人四散逃逸,寻找出口。
假如你是市长,超市里的人,就像轨道上的那1个工人,超市外的人,就像轨道上的5个工人,你会不会下令封锁超市?
场景2:盆塘市民被集中隔离后,大部分感染者已经濒死或死去,并被残忍地直接推去火化。剩下的健康市民得知这一真相,认为他们已被政府放弃,愤怒地冲上街头,他们的口号是要去首尔,只有首尔的人也被感染了,政府才会重视他们。逼近那条军队重兵把守的封城警戒线。
假如是你,会不会为了保住有4000万人口的韩国,放弃有40万人口的盆塘?
场景3:女主角金仁海是疫情核心团队的医生,可她的女儿美日也被感染了。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被查出感染后送到感染区基本就意味着死亡。于是她隐瞒了女儿的病情。尽管她也知道这意味着女儿可能传染给更多的人,甚至在男主角顶替她女儿进入感染区时,她也保持了沉默。
假如是你,你会不会为了保住自己唯一的女儿,而让别人承担被感染的风险?甚至牺牲生命?
电车难题,最早是由哲学家Philippa Foot提出的,是伦理学领域最为知名的思想实验之一,这个难题的提出,主要是用来批判功利主义的。
什么是功利主义?照这个流派的祖师爷边沁的观点:就是所有的制度也好,决策也好,是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快乐而服务的。
纯粹理性批判的大神康德不乐意了,假如这个幸福与快乐是建立在少数人的痛苦之上呢?
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大家都看过吧?那就是一个线年英国失事船只上的三个人为了生存,吃掉了另外一个病弱的同行少年理查德·帕克。
“电车难题”,就是这样一种思考。牺牲少数人,造福多数人,就一定是对的吗?生命的价值可以用数字来衡量吗?
但如果你一旦开始思考这个难题,不至于不假思索地选择“多数人”,就是进步。
就拿这次“新冠肺炎”事件而言,我们已经可以划分出一条清晰的“少数人”和“多数人”的鄙视链:
你今天为自己进入了多数人的阵营而感到庆幸,明天就可能被划进了少数人而感到傻眼。
就好比,假如我是一个武汉人,恰好在封城之前“逃”了出来,因为我不想做“少数人”,我想跳进“多数人”的世界,因为那里让我感到更安全。孰料,事情跟我想得不一样,外面的“多数人”并不想接纳我进入他们的阵营,我处处碰壁,结果,既回不去“少数人”,也进不去“多数人”,反而变成了“更少数”的人。
所以说,多数VS少数,永远是一个动态的哲学命题,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划分并维护一方的利益,都是刻舟求剑一般地愚蠢。
眼里只有数字,没有人命的官僚;为了捞政治红利煽动人心的小人;为了赚钱铤而走险的蛇头;
有一点是肯定的:如果所有人永远都是从自私的角度考虑问题,灾难只会越滚越大。
正如影片里,从一个被官员忽视的传染病,演化成军民对峙,整个城市几乎要被轰炸机夷为平地的地步。这个灾难被自私的人心不断放大、恶化。
正如这次国内疫情里,一方面有四散逃窜的武汉人,一方面是围追堵截的全国人民,而互联网又放大了这一切。如果逃跑是出于恐惧和对医学的无知,那么毫无根据的拒绝和歧视也是矫枉过正和冷血的。
但如果放下自私的立场,回归到一个人的基本良心,,你永远可以选择,而选择必有代价。
但好在,影片里也一定有正义的人,勇敢的人,善良的人,不计代价帮助别人的人。
这里面有为了保护有抗体的偷渡客而殉职的医生;有为营救陌生人一次次把自己置于险境的消防员男主角;也有在母亲面前被唤醒了良知的士兵。
正如这次“新冠肺炎”里,有逆行的医生护士赶往疫情一线;有海外千方百计募集医疗物资的同胞;有主动给武汉旅客提供住宿的酒店老板;更有捐出一万多只口罩,但那却是别人给他以货抵款的农民……
是她对那个幸存的偷渡客的善意,让偷渡客愿意被她妈妈抽血提取抗体,并让已感染的美日活了下来,成为唯一的拯救所有人的希望。
也是她以一个孩子的纯真哭着奔向军队的枪口说,不要开枪打我妈妈,让所有人动容,最终让40万人免于和军队同归于尽。
政府的选择,到底是对是错?小女孩有了抗体才让总统决定力保盆塘市,可万一她没有呢?难道整个城市的市民要为此陪葬吗?
我个人认为,这只不过也只是个思想实验而已,所以你怎么选,都是个艰难的决定。
“人类社会的一切道德法则不是基于其他任何目的,只是为了人本身,以人为“最高绝对目的”。
每一天,我们看到的疫情数字后面,不是死掉了100个人,而是一个人死掉了,一个家庭破裂了,这样的故事发生了100次。
我们只有把每个在痛苦中的人当人看, 才不会发生那种“爱国而不爱人”的精神分裂状态。
世卫组织宣布本次疫情升级为“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”(PHEIC)的消息,现在的我们终于成为了世界暴风圈中心的“少数人”。
我特别喜欢一位曾参加过非典的医务人员“朵微”在另一部影片《传染病》下面的留言:
在大规模瘟疫面前人力显然很单薄,挽救的速度也很微弱,或者根本没有挽救的方法。阴谋论有存在的根据与理由,但也可能是人性绝望时的扭曲。当我们每时每刻在抱怨生活中的一些什么的时候,恰恰该常常提醒自己:有些人始终默默坚持着些什么。这就是生存的规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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